聿梣

宗近像块巍然不动的石，然而内里却是中空剔透的。这样的人难说有什么心思，却没有人敢小觑。事实上，他洒脱不羁、无所顾忌的作风反而叫人隐隐生畏。而甲野，则像根细长挺拔的杆，他的心思放在天上，以一种俯瞰的姿态观察人间。但他始终逃不开的，是由继母一手塑造的世俗泥淖，这迫使他停留在地面，沉迷于幽深之境。

记叙二人游览睿山时，漱石写到：“下得山来，一踏入近江平原便是宗近的世界；而在既高又暗、难见天日的地方远眺遥不可及的明媚春日世间，则是甲野的世界。”

宗近和甲野，这两人看似完全不同，某些方面却又十分相似。对于小野、藤尾和甲野继母，宗近是琢磨不透的，甲野亦然。但这不是他们二人的责任，只是境界的高低造成的。当小野与宗近狭路相逢，一向心思曲奥的小野面对宗近的坦诚竟不知所措。一向工于心计的人突然遇见毫无掩饰的平原，竟妄图在那坚实的平地上找到隐秘的“陷阱”，就算最后徒劳而返也绝对不是平原的责任。而甲野则因为有着俯察世间的视角，不必也不屑参与世俗的争辩。在最后的冲突中，漱石写到：“系子说的道理直白得让人无法争辩，母亲的主张则愚俗得令人厌恶………看着眼前这两人（系子与甲野继母）一问一答，甲野只是抱着父亲的画像立定不动，并无一点不耐烦之色，也没有丝毫焦虑的神情，更没有不知所措的样子。假如二人的对话一直持续到天黑，他大概也会抱着画像以同样姿势一直站立到天黑。”无论是平原还是山谷，都有着坚实的本质，用甲野的话说，“因为品性优良，至少可以算得上第二义”，而在危机时刻，也有奉行“第一义”的潜质。

漱石给宗近安排的身份是外交官，甲野则是哲学家。我以为，漱石本人的形象更多地寄予在甲野身上，而宗近则是甲野，或者说漱石本人羡慕的对象。漱石一生都纠缠在神经衰弱之中，然而他本人拒不承认这一点，并在《〈文学论〉序》中作出了反驳，但无论这一病症存在与否，这一论断都足以让漱石陷于痛苦之中。据我臆测，在这无法摆脱的世俗泥潭中挣扎，漱石的心态是类似小野一般的矛盾，既想干脆破罐破摔，别人说是有病便有病吧，又觉得世俗生活难以舍弃，只得犹犹疑疑地发出一篇篇声明。但是我认为，漱石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一心态，他自认为的自我形象是更近于甲野的。甲野同样绊于世俗，然而其心态是脱俗的，他的痛苦仅仅在于没有知音、不被理解，至于世俗情结，不过是想抛便可抛的身外之物。这样的人受限于自我的性格、自身的才学，无法真正地对人坦诚相待。在漱石的作品中，有这样特征的人很多，有人把他们统一称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像《春分以后》中的须永市藏，还有《行人》中的一郎，甚至包括《心》中的“先生”，都是这样的典型：才学出众，内心则深奥曲折，而与他们结伴出现的也必有一个宗近式的人物。宗近们是甲野们的倾吐对象，无论这倾吐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也无论宗近们到底理解了多少。这样的人，在《春分以后》中是敬太郎，《行人》中就是一郎的弟弟二郎，《心》中则是作为第一叙述者的“我”。甲野们通常行动力不强，或因优柔寡断，或因根本不屑于行动，而宗近们则行为果断、直白坦率，情节通常都被他们推向快节奏的激流。可以说，宗近是漱石为甲野所配的一位知音，他不仅在精神上给甲野提供支撑，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帮助甲野化解困局。但是，不是所有的“宗近”都能成功完成这一使命，《行人》中的二郎对一郎显然就缺少理解，《春分以后》的敬太郎则仅仅使须永打开了心扉，而没有在事件中起到什么关键性的作用，他更多的只扮演了一个倾听者的角色。在《虞美人草》中，漱石写出了宗近成为甲野知己的瞬间：
“‘我大概是站街苦力吧。’甲野凄寂地笑着道。
本来谈兴正浓的宗近突然严肃起来——看到甲野这种笑容，宗近不得不严肃起来…………虚伪的夸张情态——例如壮士无缘无故挥舞长剑斩向地板——因为肤浅故而轻而易举便能做出，那是本乡座的戏剧。而甲野的笑不是剧场舞台上的那种笑。
那是无法捕捉的感情波浪，顺着毛发般的细管从心底难得渗出数滴，在俗世阳光下留下倏忽一现的影子。它不同于街上随处可见的表情，当它探头张觑觉察到眼前是俗世时，便会立即潜回深院。在它潜回之前将它揪住方能制胜，倘使来不及揪住便永远也无法理解甲野。
甲野的笑容恬淡、柔顺，甚至毋宁说是冷涩。宁静的笑容中，倏瞬的笑容中，疾行奔逝的笑容中，清楚地勾勒出甲野的一生。
…………
春天的旅游很安闲。京都的旅馆很安静。两人平安无事。他们开着玩笑，宗近晓悟甲野，甲野也晓悟宗近。这是现实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行人》中的一郎，将自己的内心世界逐渐暴露给同僚H君也是在旅行途中。旅行这一元素，在漱石、甚至其他许多日本作家的作品中都频频出现，而且往往起到推动情节、凸显主旨的重要作用。漱石的《草枕》，以旅行开篇，以从军的少年出征结束；还有《行人》，全书就是由四次旅行拼接而成的；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女》，旅行是整个故事的线索和载体；松本清张的《零的焦点》，旅行路线是这本侦探小说最重要的抓手；还有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主人公去往疗养院阿美寮的旅行，虽然有模仿《魔山》之嫌，却是促使主人公情感变化的重要部分……其他作家且不论，在漱石的作品中，旅行起的作用多是在精神上的，或是揭露了某人的思想，或是使某人的思想发生质的飞跃。我以为，做这样的安排是有道理、甚至是可以有现实支撑的。我斗胆再做一次臆测：一个人，在被他一直以来熟悉的、生活的环境包裹时，外人是很难看出他的世界观、他对某些世俗的看法的。但一旦脱离了一贯生存的环境，在原来环境中不起眼的思想和行为都会变得醒目起来。这就像捕鱼，鱼在深水区一定是难以捉摸的，但如果将它圈在浅水区，就算是一般的顽童也能轻易用鱼叉将它固定住。再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现代人有一种说法，想要判断是否能与某人相偕共度一生，最好的办法就是邀他一同旅行。在旅行中，一个人的金钱观、价值观会完全显露，他将在你面前暴露他全部的生活，甚至深处的一部分思想。

在《虞美人草》中，甲野的结局可以说是相当完满的，已经与宗近坦诚相待，又找到了作为女性的知音系子，无论日后二人结婚与否都一定能找到幸福，此外还同继母和解，万贯家财也不用出让，可以继续毫无顾虑地投身哲学。相对而言宗近简直可以说是不幸了，他为人豁达，对藤尾的执念本不至于构成困扰，所以三角关系的破裂只是解脱了小野，对宗近不意味着什么“解脱”。且看他对于小野与藤尾之间关系的态度吧：“……照人之常情来讲，宗近是值得同情的。仅此已经颇为可怜，宗近却仍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丝毫不为小野和藤尾的关系而感到苦恼，就更加让人觉得可怜。每次相逢，宗近依旧心无隔阂地敞开心扉摆谈、逗趣、谈笑风生、慨陈男人的理想、激论东洋经纶，只不过极少谈到恋爱的事——或许不是不愿意谈，而是没有资格谈。”

而最后宗近虽然如愿考上了外交官，外派的却是他不喜欢的国家，不得不放弃以往洒脱自由的生活方式，留了分头、换了西装，沉浮于一群肤浅的英国人中。留学英国是漱石本人的经历，他在不止一篇文章中表达过对这个国家的厌恶，那么他为何要让宗近最终去往英国呢？我以为，这其中有着将宗近的形象与英国的浮薄做派对比的意图。正如之前提到的，漱石的形象相比于宗近是更近于甲野的，漱石在表达对英国的看法时，只在《〈文学论〉序》中坦言“在英国的日子是一段极不愉快的经历”，而其他作品中，甚至在他个人的随笔集中，这种厌恶也只能从字里行间隐隐看出。当然这与漱石的君子作风不无关系，但是他心中也一定有着将这种不快一吐而出的冲动。所以，这件事不宜让甲野去做，而正应该让做派与之相反的宗近去做。当然，这样以来宗近的结局难免是痛苦的，但或许漱石相信，宗近即使在英国、在伦敦，也能以豁达的心态生活。这让我又忍不住猜测，漱石在英国感到极不痛快而异常痛苦之际，也会在心中暗暗痛恨自己的性格，而希望自己能成为像宗近一样的人。

宗近这样的人，一定会诞生在宗近家，而甲野这样的人，却不一定能诞生在甲野家。一个哲学家显然比一个外交官更加难得一见，所以这不难理解。宗近是他父亲的新时代翻版，而甲野的亲生父母均已亡故，他性格的来源难以窥见，但他复杂的生存环境显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便只能说是来自天赋了。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天赋也是理所当然。在面对继母与妹妹藤尾的刁难时，甲野选择消极应对，换而言之就是不作为，然而这不作为与小野的被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将小野和宗近分别作为行为主动性的两极，甲野毫无疑问占据了中间的位置。在甲野与小野的一次交锋中，漱石写道：“小野是个宿命论者，一旦被对方掌握了主动权，即使只有一丁点儿，他便会放弃所有努力，压根不敢奢望反败为胜——这是长年教育所造就的，根本无力改变。”而甲野的主张，则能从他回应小野的这一句看出：“我么？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就像我拽着这根拐杖到处乱走一样，也不知道是谁硬拽着我到处乱走哩。”总之，这两人都是不作为，某种程度上都是被动的，他们最大的区别，不过是小野尚有试图掌握主动权的意图，而甲野则完全只是根据情势做出或差强人意或无可奈何的决定罢了。

甲野的形象，在面对不同人时有细微的差异，我认为这是十分合理而巧妙的。面对宗近时，他要么不谈哲学，要么就坦诚地谈论哲学，面对小野和藤尾，则不屑使他们真正理解自己的主张。当然，小野与藤尾也没有去了解的意愿。所以宗近晓悟甲野，而小野和藤尾则完全不理解甲野，这其中甲野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小野与生俱来的卑微使他在面对甲野时一面诚惶诚恐，一面又充满鄙视，在与甲野唯一一次正面交锋时，他不无尴尬地答道；“哈哈哈哈，你的话听起来很富有哲理……是去随便散步吧？”而藤尾的态度则直接很多：“藤尾完全听不懂哥哥在说什么。”故而她执着地将甲野扯进自己擅长的包围圈内，试图用口舌锋芒战胜他。其结果自然是徒劳而返，因为钦吾毕竟是境界远高于藤尾的哲人。

书中人物之间，最为诚挚的关系存在于宗近与甲野之间，最为真诚的情感存在于宗近与甲野之间。这样的感情的纯洁程度甚至超过了系子对甲野的爱慕。因为就算是天真的系子，也曾试图从藤尾那学来一二勾心斗角的招数来对付甲野。书中有一处将宗近对甲野的态度与甲野继母对甲野的态度进行了对比，甲野继母走进甲野的书房，对屋内紧闭的窗户、污浊的空气颇有微词，但很快又沉溺于与甲野一来一往的试探，不过是将窗子作为谈话的引子、似是而非的关怀。而宗近，则是“大摇大摆走到屋子中央的木桌旁，浓眉突然拧成了八字。”然后说道：“哎呀，空气真差，这样对身体不好！把窗子打开一点吧！”便不由分说将窗子“像扫地一般地直直推开”。

书中一直提到的概念“第一义”，是开始由甲野提出，最后又由宗近实施的。这也是二人某种意义上的情感基石，是将“平原”与“山谷”关联起来的重要联系。但这又涉及到全书主旨与漱石一贯的主张，我会在下一篇《第一义于悲剧的鲜血中显现——〈虞美人草〉情节主旨简析》中具体论述。
                 
                                                                                                     2018年7月8日